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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词记载江南历史性演变 她,既婉约柔美又豪放不羁(下)

发布时间:2019-11-19 08:55 文字大小: [ ] 浏览次数:

  赵宋不仅使各文化艺术门类共生互融,宋代官员也由此出现文人化、学者化的倾向,诞生了像晏殊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等一批集学者、显宦、文学、书画等于一身的全才、通才式人物。

  北宋时期,江南一如既往地为天水一朝输送着富庶和诗意,不仅成就其经济、文化达到封建社会的巅峰,其文明程度也居于当时世界最前列。

  苏轼辗转各地为官,到杭州,写下了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浓妆淡抹总相宜”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”等名句。

  上承王安石的意境拓展,苏轼对宋词的贡献尤大。“词至东坡,倾荡磊落,如诗如文,如天地奇观。”

  1127年,靖康之难,徽、钦二帝被金人掳走,中原文明遭到空前浩劫。宗室南渡,赵宋政权偏安江南。江南大地,再一次成为中华文明的避难所、休憩地。

  由江南孕育而生的山水诗,到了南宋,又有杨万里、范成大等的文脉延绵。江南的舒适悠然,养成了江南人独有的娴雅品性。南宋永嘉诗人赵师秀的《约客》诗,堪称最好的印证——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

  南宋时期的江南,却并非一味闲适隐逸的文化飞地。南北交融,是一个痛苦的历程。而江南人对于苦难的诗性化解、负重下的游刃有余,在南宋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。

  李清照,岳飞,陆游,辛弃疾,文天祥,陆秀夫……他们的传奇命运与诗词文章,都为江南文脉增添了哀伤浓烈的内涵,使其更具风骨和张力。

  靖康之耻,让一个人怒发冲冠。但岳飞不仅仅只有《满江红》,还有写于临安的《小重山》——“起来独自绕阶行……欲将心事付瑶琴。知音少,弦断有谁听。”岳飞所有的诗词文章,都可视为他高度浓缩的精神札记。

  出生于南北两宋之间的陆游一生渴盼统一,20岁就拥有了“上马击狂胡,下马草军书”的豪壮情怀。临终之际,他的绝笔诗《示儿》,还在赤诚热望,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。

  和陆游一样,辛弃疾的胸中也藏着十万雄兵。镇江任上,66岁的辛弃疾,依然有着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豪情,他的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,苍劲有力,被誉为“辛词第一”。

  在风雨飘摇中,南宋的帝国大厦一直将倾未倾,这必是因为还有钢筋铁骨在替它勉力支撑。

  李清照,也有其鲜明的立场——“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”“欲将血泪寄山河,去洒东山一抔土。”这位婉约词大家,若论起诗歌的激情与硬度,丝毫不输于岳飞、辛弃疾。

  自唐而宋,江南山水温润着一波又一波的流寓者,呵护包容着一众忧患、愤怒的诗人。“不知亡国恨”“歌舞几时休”……他们没有在温柔乡里麻醉放逐,而是句句张扬着文人的风骨。崖山战败,南宋陨灭,很多知识分子深怀亡国之痛,选择隐居不仕。

  蒋捷,今宜兴人。与周密等人并称“宋末四大家”。蒋捷一生漂泊不仕,隐居于姑苏一带、太湖之滨,他的词作多抒发故国山河之痛、铜驼荆棘之悲,气节为时人所重。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在这首词中,蒋捷以“红”“绿”二色更迭,抒发年华易逝之感,极受人们爱赏,被称为“樱桃进士”。

  元明清时期,诗词式微。但仔细研究却会发现,江南诗词文脉,却是形散而神不散,不仅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成就了江南人特有的生活诗意,更和其他新兴的文体水乳交融在一起,重新焕发着活力,甚至成为支撑小说、昆曲走上艺术巅峰的重要力量。

  汤显祖《牡丹亭》,巧妙化用古典诗词,营造出无与伦比的优美意境。《红楼梦》小说中的诗词,具有谶语功能,成为我们解读红楼人物命运的重要参照。

  龚自珍,晚清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及改良主义先驱。剑气与箫心,江南文化的刚柔两极,从李白、李清照、岳飞、陆游、辛弃疾,一路逶迤而来,在龚自珍身上,完整、典型地交融在一起。他一气呵成的315首《己亥杂诗》,既有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深情与慷慨,也有“不论铁盐不愁河,独倚东南涕泪多”的反思与批判。

  剑气与箫心,雄奇与哀婉,至刚至柔,至性至情,不仅成为龚自珍一己的诗魂、文眼,更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命运写照。他们壮怀激烈,侠骨柔情,共同书写着江南文脉的两种重要内涵。

  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认为,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。因为诗词都是古人抒发内心真实情感的东西。江南诗词,一个是得地理的优势,还有一个就是得人文的优势,它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间最重要的一块、最有价值的一块,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最有意义的一块。

来源:无锡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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